崇祯十一年南闱乡试，陈贞慧、冒辟疆、侯方域皆下第，而不尽关乎文字优劣，如侯方域之被摈，乃第一场策论触犯时忌之故。

榜发下第，侯方域回家乡，与贾开宗等组织文社，名为“雪苑社”，社友共六人。《李姬传》所谓“雪苑侯生”之雪苑，出处在此。

崇祯十二年，结识李香君。

崇祯十四年，侯恂出狱而侯执蒲病故。这年李自成破南阳，围开封，侯方域奉父避难金陵。下一年归德沦陷，开封被围益急。其时在河南的官兵，以左良玉的实力比较雄厚，但跋扈不听节制，特起侯恂以兵部侍郎总管援汴官军，结果很不理想。

于此可知，《宁南侯传》所谓“流贼惮之，呼为左爷爷”，有无其事，实成疑问。史实俱在，左良玉不能不负开封失陷的主要责任。而侯恂复起，对左良玉一无作用可言。侯方域所记，实皆粉饰之词。据明史《左良玉传》：“帝怒恂罢其官，不能罪良玉也。”则左良玉所报答于举主者，实所不堪。独怪侯方域犹为之曲曲回护，此中是何道理，很难索解。

左良玉自兵败后，即在长江上游劫盐船为活。崇祯十六年移兵九江，扬言缺粮，要就食金陵。一时人心惶惶，计无所出。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，便托侯方域以他父亲的名义，致函左良玉，劝阻南下。而阮大铖乘机报复，大放空气，说左良玉进兵，有侯方域作内应，打算借刀杀人！幸亏杨文骢报信，方得及时躲避。侯方域《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》叙其经过如下：

“昨夜方寝，而杨令君文骢叩门过仆云：‘左将军兵且来，都人汹汹。阮光禄扬言于清议堂，云子与有旧，且应之于内。子盍行乎？’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，而且恨之，欲置之族灭而后快也……仆今已遭乱无家，扁舟短棹，措此身甚易。”据年谱记，侯方域“避于宜兴”，是逃在陈贞慧家。甲申之变，复回金陵。这年秋天，陈贞慧被捕，是由侯方域“仓皇出兼金”，托钱禧多方贿托，终以练国事的出大力，陈贞慧得以出狱。

其宜兴被逮以前，侯方域曾一度避在扬州史可法的大营。事迹可称者，只有替史可法拟复多尔衮书一事。

自乙酉五月以后，侯方域奉父家居。其兄方夏于顺治三年成为满清第一科的进士，而侯方域已决心做明朝的遗民，无奈事与愿违。在多尔衮摄政期间，汉人在朝者，已形成南北之争。北则冯铨，南则陈名夏，等于前明阉与东林之争的延续。于是甘心终老于岩壑者亦不得安宁了。最显著的例子，是吴梅村的复出。

吴梅村在当年是江南士林的魁首，无论冯铨要拖人落水，还是陈名夏要引名士以自重，第一个看中的目标，都必然是吴梅村。而吴与另外一陈——犹如复社两张一般——当时朝中南派的首脑为两陈，江苏溧阳的陈名夏以外，浙江海宁的陈之遴是吴梅村的儿女亲家。两陈交荐，吴梅村在公私方面所受的压力甚重，终于不得不在顺治十年秋天，就征进京，被迫做了清朝的国子监祭酒。

在吴梅村复出之说甚嚣尘上时，侯方域曾致书规劝，论其“不可出者有三，而当世之不必其出者有二”。吴梅村复书，慷慨自矢，表示“必不负良友”而终于复出。事实上侯方域亦有被迫应试之事，《年谱》载：

“顺治八年辛卯，公三十四岁。当事欲案治公，以及于司徒公者，有司趋应省试。方解。”

贾开宗所撰《本传》：

“……己卯举南省第三人，以策语触语黜。辛卯举豫省第一人，有忌之者，复斥不录。既不见用，乃放意声伎。”

贾开宗为侯方域雪苑社友，侯方域称之为“贾三兄”，撰传评文，交非泛泛，必不致厚诬侯方域的出处心迹。但作传记事，求信求雅，与子孙为先人作年谱，理当为亲者讳的情况不同。

今按：辛卯（顺治八年）侯方域应河南乡试，闱中所作策论五道！具载《壮悔堂文集》第八卷。其时顺治甫行亲政而尚未成年，故试策首以《勤于读书》为谏，计陈三事：《开经筵》《亲儒臣》《读汉书（文）》。第二策议礼，以为“人主居五帝三王之位，继五帝三王之道。治五帝三王之民，而欲废五帝三王之礼，是欲强天下以自为便利也，天下岂从之哉？”第三策论治道，应特重州县官；第四策论不可轻议治河；第五策论明赏罚，申明大法小廉之义。这五篇煌煌大文，才气斐然，但却只能证明他才华横溢罢了。因他被逼无奈，参加乡试，因此只做了半卷，消极抗争 ，李时灿（1866年～1943年）《侯方域传》中记载：河南巡抚吴景道得知侯方域豪横，准备将侯方域连带其父侯恂一并抓捕。当时清朝内阁国史院大学士宋权在商丘老家养病，对吴景道说：“你可知唐朝李太白和宋朝苏东坡吗？侯方域就是当今的李苏。”吴景道闻言虽暂停抓捕，但要求侯方域必须参加乡试。侯方域担心父亲侯恂年老多病，经不起牢狱之灾，在万般无奈之下，便用一计来应付吴景道，违心参加乡试，但只考半卷，不打算中功名。让侯方域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虽考半卷，也中了副榜。

后来不明具体原因者，多以此讥笑，不免过苛。衡诸侯方域后来的行迹，未始不以此举为悔，下一年治《壮悔堂》，又治《四忆堂》，皆曾作记。《四忆堂记》末段谓：

“或曰：‘然则子既以悔名其集，而以忆名其诗者，何也？’苟忆于昔，不必其悔；苟悔于今，不必其昔之忆。”曰：“诗三百篇，昔人发愤之所作也。余自念才弱，不能愤，聊以忆焉云尔。抑闻之，极则必复。忆之，忆之，所以悔也。”

侯方域著有《壮悔堂文集》及《四忆堂诗集》，上记表面论时，实则论出处。“或曰”云之，即为质问：你要做清朝的官，就不必再念明朝；既念明朝，就不该“赴试猎官。”而侯方域对此质问，并没有明确的解释，只是自陈悔恨，“忆之、忆之、所以悔也！”说得再明白都没有。最可玩味的是，人间“四忆”是哪四忆？侯方域的答复是自己都弄不清楚。他的说法是，诗歌“情迫气结，纵其所至，不循阡陌，即胸中时一念及，非不历历，及欲举而告之人，固已缠绵沉痛，十且乱其七八矣”！诗以写情，原有陶诗所谓“欲辨已忘言”的一种境界。但侯方域的四忆，胸中历历，只是不愿告人而已。所可断言者，此四忆中，必有陈贞慧与吴次尾的《留都防乱揭》及李香君的《桃花扇》在内。

从侯方域的遗作中去考察，有种种证据显示，辛卯乡试一举，痛悔失足，内心之抑郁自恨，较之吴梅村有过之无不及。而形之于文字吟咏者，则再三自道本心清白，若深恐人不信，致吴梅村书，劝其不可复出，固为变相的表示他决无意于做新贵！而最可玩味者，则为《致方密之书》，此书见《壮悔堂文集》“遗稿”。侯方域于顺治九年治壮悔堂，编定文集。越二年下世，此两年中所作，由其同窗任元祥编为《遗稿》，附文集后，任序明言：“此侯子壮悔堂集成之后所作”，亦即辛卯乡试以后所作。

明朝灭亡后，侯方域回到归德老家。回想起自己半生遭遇坎坷，除诗文外，事业一无所成，无补于国事，悔恨不已，发誓终生不仕。他建造了壮悔堂，致力于研究学问，创作诗文。在这里，完成了他的两部文集。三十七岁时，不幸染病身亡。

文

侯方域的文章风采，著名于时。史可法给多尔衮的回信《复多尔衮书》即为方域起草。他的散文往往能将班、马传记，韩、欧古文和传奇小说手法熔为一炉，形成一种清新奇峭的风格，而尤以传记散文见长。

侯方域擅长散文，他提倡学习韩愈、欧阳修，尊唐宋八大家，以写作古文雄视当世。他早期所作华藻过甚、功力犹不深。后来日臻妙境，时人以侯方域、魏禧、汪琬为“国初三大家”（宋荦《三家文抄序》）。称其文之佳者：“奋迅驰骤，如雷电雨雹之至，飒然交下，可怖可愕，戛然而止，千里空碧。”

侯方域的作品有人物传记，如《李姬传》写品行高洁、侠义美慧的李香君，同时也写反面人物阮大铖，有声有色，形象生动；如《马伶传》写伶人刻苦学艺故事，情节曲折，精神感人：均有唐代传奇笔法，具有短篇小说特点。有论文书信，如《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》《答田中丞书》《朋党论》《王猛论》等，或痛斥权贵，或直抒怀抱，都能显示出他的散文具有流畅恣肆的特色，尤其是《与阮光禄书》，洋洋洒洒，词严气盛，挥斥鞭辟，颇能感人。

诗

侯方域也能诗，如《哀词·少师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开府都督淮阳诸军事史公可法》（有序）是一首35韵的五古，歌颂史可法的生平业迹，以为用兵不如诸葛亮，而死节则可拟为文天祥，“称量确当”（徐恭士、宋荦等《四忆堂诗注语》）。

贾开宗所撰《本传》：方域豪迈多大略，少本有济世志。

侯方域著有《壮晦堂文集》10卷，《四忆堂诗集》6卷。

侯家先世是“戍籍”。所谓“戍籍”即是有罪充军至某地所记的户籍，被视为贱民之一，至方域的祖父始贵。

侯方域的祖父侯执蒲，两榜出身，官至太常寺正卿。太常寺司职祭典。

侯执蒲有子五人，长子即是侯方域的父亲侯恂，以进士为言官。天启四年阉党大攻东林时落职而归。崇祯元年复起，由广西道御史转太仆寺少卿，擢兵部右侍郎，为时不过两年。崇祯三年出驻昌平，称为“督治侍郎”。

侯方域娶有元配夫人常氏；膝下有两个儿子，一名“晓”，一名“晰”，“晰”被送给侯方域四弟侯方任；常氏还生有一个女儿，后嫁给陈宗石；陈宗石十四岁入赘侯氏，为侯方域女婿，他的父亲是侯方域的挚友陈贞慧。

李香君随侯方域回商丘后，隐瞒歌妓之身，以妾之名入住翡翠楼，与公婆、侯的元配夫人和睦相处。然而，侯迫于压力离商应试之际，公公侯恂得知李香君的歌妓身份后，当即将其赶出翡翠楼。在家人苦求之下，才同意让她住到离城十五里、荒凉破落的侯氏打鸡园。此时李香君已身怀有孕。有说法是，1653年春，李香君在打鸡园生下一个儿子，因为自己身份低贱，孩子只能随自己姓李，不准载入侯氏家谱。

侯方域故居坐落于商丘古城北门里刘隅首东侧，为侯方域壮年著书处，也是他与李香君的隐居之所。今存壮悔堂，是侯氏故居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一明三暗五、前出后包、上下两层的木质框架结构的硬山式建筑，共用24根原木柱和88根横梁，木柱上有龙凤浮雕，木质门窗和隔扇皆镂花剔线。堂前左侧是雪苑社故址，右侧是翡翠楼，为李香君居住处，堂前20米处有5间过厅，建筑风格与壮悔堂基本相同，构成了一处形态别致的明清建筑院落。

2005年7月，商丘市睢阳区政府投资制作了三组共12个蜡像，有侯方域和常氏夫人、香君拂琴等。还有从民间收藏的近百余件古式家具、陶瓷器具陈列其间，极大地丰富了景点的内涵。睢阳区还投资100余万元，重修了侯方域父亲侯恂的故居，又从民间征集了大批珍贵古物充实其间。

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故事，被清代戏剧家孔尚任编成名剧《桃花扇》，该剧除被多种剧种上演外，还搬上了银幕和荧屏，影响颇大。

《李姬传》歌颂了明末秦淮名妓李香君明大义、辨是非，不阿附权贵的高尚品德。